【文創工業評論】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帶來的管理啟示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停映，現在是多方受傷的局面 (學生、學校、張婉婷、創作團隊、電影發行商，甚至是香港電影界)，各方都受影響。

至於主角張婉婷導演，大家當然口誅筆伐，這是必然的。香港很多人在搞不同項目，四處都是Project manager。我在想，若以同理心代入一下，可能張未必是大壞蛋，事實上世上做錯事的很多都不是大壞蛋。

真正的問題是自我中心。

覺得這樣努力Formulate一套電影，左砌右砌，歷經這麼多年，當初可能也沒有想這麼多，但到了中段可能感覺可以賣給商業院線，就順着去。但偏偏，卻疏忽了這類紀錄片的核心是人，受訪者願意放在校園自己人的渠道以DVD播，卻未必想全公開的播。

但作為舊生的導演搞手腦袋卻可能已墮進「路徑依賴」的想法，就是為了搞件事搞得大，達到目標，就行一步想一步，或幾步，覺得不錯，就繼續推，順着去。自己努力拿了這麼多年出來，幫學校，又幫香港說人生和社會變更，總之都是一心想搞好件事 — 這是搞Project的人很容易形成的心態，很容易形成的思考角度。

過程中真心覺得這樣做無問題，才形成真正的盲點。某個時段要推進項目時的自我中心，或整個人經歷多年搞東西而變得「以事為本」的自我中心，就易進展成為「搞手的盲點」，大家真要以此為戒。

歐贊年

從各種運動、倡議和創新感悟人生，永不停步，意義在何方就追過去。從事媒體、互聯網和創新發展，也參與政策倡議和社區發展。